• 周一. 5 月 20th, 2024

从国际能源机构的演变看全球能源治理

本月底,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将再次来华出席纪念中国与国际能源署合作20周年研讨会。 20年前,国际能源署与当时的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加强交流与合作。 那是1996年,当时中国刚刚结束了出口石油换外汇的时代。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今年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国前所未有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进程。 通过国际能源署的演变,我们也可以一窥全球能源治理的脉络。

能源安全

国际能源署诞生于一个对抗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冷战铁幕尚未落下,两大阵营相互交战。 能源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基辛格甚至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基辛格说这番话时,可能是在哀叹石油禁运带来的痛苦。

1973年10月,埃及、叙利亚等国趁赎罪日袭击以色列。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以色列再次击败了阿拉伯国家。 这些国家咬牙决定以石油为武器,对西方参战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长达五个月的禁运导致油价飙升四倍,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导致GDP大幅下滑。 石油禁运成为现代国际能源治理初期的典型情景——能源供应中断。

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 其首要任务是联合石油进口国建立并共同开发石油储备,以应对能源供应中断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再次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 这次,石油储备协同运用脱颖而出,大大缓解了能源供应中断的压力。 经济合作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加入了国际能源署,从而创建了能源领域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在全球能源治理的早期阶段,能源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声音,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引起共鸣。 时不时被热议的马六甲海峡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个假设中,提出了一种情景,即马六甲海峡被封锁后,中国的原油贸易通道被中断,尽管有专家解释说,这种情景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真的发生,经济将急剧下滑,中国将不再需要进口那么多石油,但这种阴影似乎始终挥之不去。

去年1月,中国与国际能源署在宁波再次联合举行石油应急演习。 该活动假设发生了石油供应中断。 国际能源机构通过在成员国和相关国家持续开展此类模拟演习,旨在增强相关国家的协同应急响应能力,实时落实应对措施。 近年来,在美国页岩革命旋风下,石油供应超过需求。 随着资源国争夺市场,供应中断的威胁日益退居次席。 过去一年,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危机对油价几乎没有影响。

能源市场

促进全球能源市场稳定日益重要,维护市场原则已成为国际能源机构的重要任务。 减少贸易壁垒、促进投资保护、构建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已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主题。

保持市场化的原则听起来很模糊,但其核心其实很具体。 首当其冲的是能源数据的透明度。 通过推动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加公开透明的能源供需数据,可以增加投资确定性。 如果数据能够更加透明,对于引导有效投资至关重要。

国际能源署的年度出版物《世界能源展望》是全球能源风向标和投资指南。 作为前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使《世界能源展望》成为国际能源署的金字招牌。 国际能源署通过严格的能源统计渠道,详细分析了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趋势变化,以及各重要地区的具体情况,包括政策的影响,并给出了年度和中长期的预测结果。预测,不仅可以指导有关国家。 政策还可以引导企业投资贸易活动遵循市场化规律,调整盈余和不足,着眼未来。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2009年左右中国的“气荒”。当全世界都在担心天然气短缺,疯狂采购液化天然气时,中国企业也在积极进行全球采购。 国际能源署在当年的《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出,美国页岩气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供需形势发生变化,预测中期天然气可能出现供应过剩。 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国政府遏制了购买液化天然气的狂潮,并敦促企业通过重新谈判获得数百亿元的实际折扣。

市场化原则的重要支撑是政策。 国际能源署推行市场化政策时,一个典型的举措就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低效补贴。 许多能源补贴是通过扭曲价格来实现的。 委内瑞拉的石油比水便宜。 中东许多国家的石油价格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这导致原本可以出口的能源在国内被过度浪费,阻碍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一体化。 过程。 在中国,政府定价体系也体现了能源补贴的诸多要素。 在中央关于价格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在推进能源市场化进程中,中国与国际能源部的立场高度一致。 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随着我国海外能源投资的增加,关注资源国政策逐渐成为我国外交的重要问题。

能源转型

进入新世纪,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能源对排放和气候的影响至关重要。 持续推动能源低碳化和高效利用已成为国际能源机构的新使命。 在欧美特别是德国的推动下,并带头做出表率,能源转型的旗帜开始飘扬在国际能源署上空。

实现能源转型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去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落实这些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协调能源政策在国际能源机构的任务中日益突出,因为没有政府政策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将举步维艰。 帮助推广先进能源技术和节能措施的应用已成为国际能源机构的重要任务。 通过新能源技术减少无电人口也是国际能源机构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中国,雾霾治理已成为头等大事,这与碳减排高度契合。 近两年,中国煤炭消费几十年来首次开始下降。 可以说,中国的能源转型已经开始,未来合作潜力巨大。

时代在变,IEA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至少有两个层面。 国际能源署成立时,成员国占全球能源消费的大部分,但如今这一比例已缩减至仅40%左右。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能源机构的正式成员。 这也是法提赫去年就任新任行政长官后首次访华的愿景。 访问期间,法提赫多次阐述国际能源机构现代化和改革进程。 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国的进一步参与是他的首要任务,也是国际能源署继续代表“国际”的必然选择。 去年11月,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率团出席国际能源署能源部长会议,宣布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能源署联盟国,迈出了重要一步。步。

国际能源署的另一个改革方向与全球能源转型密切相关。 国际能源署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有着深厚的背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曾经几乎是国际能源贸易和投资的全部内容。 然而,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蓬勃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日益受到关注。 巴黎峰会还将技术转让和投资视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义务之一。 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以及经验和政策的分享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与能源贸易和投资一样的重要作用。 如何建设技术中心和信息中心也是国际能源署面临的重大课题。 IEA的能源研究和技术委员会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部与国际能源署建立了合作联络处,其“能源技术信息网”正在成为国内能源技术行业的重要参考。

法提赫是首位非由成员国任命、而是从国际能源署秘书处雇员中选举产生的总干事。 法提赫的个人魅力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可能意味着今年这个不惑之年的最大国际能源组织正在迎来新的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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