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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生态文明版自2021年2月起推出“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栏目,截至目前已发表文章16篇,反映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家各地区相继发生了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酿成了许多危害人类的悲剧,如著名的“八大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十大事件”等。 历史动态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永恒的主题。 “当人类友善地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丰厚的;当人类残酷地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是无情的。” 因此,有必要总结和梳理“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的经验教训,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教训和启示。

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为何频发?

20世纪发生的“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包括比利时马斯谷雾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库唐“死亡谷”事件、印度博帕尔煤气泄漏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莱茵河污染事件等,涉及空气污染、水污染、核泄漏、固体废物污染等领域,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呢?

产业发展模式。 回顾人类环境与发展历史,工业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但传统工业化模式也是人类环境问题的根源。 征服自然力量、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船舶的移动、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流的航行以及聚集人口众多……这​​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 但与此同时,“资本增值”的逻辑也带来了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为特征的生态危机,使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3月3日出版《镉水的“痛苦”:日本富山骨病事件》,3月24日出版《汞中毒的麻烦:持续半个世纪的水俣病事件》,3月24日出版《镉水的“痛苦”:日本富山骨病事件》 《镉水:持续半个世纪的水俣病事件》3月28日出版。《尘雾的“沉重”: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K仓”惨案:日本米糠油事件》出版6月2日,讲述了日本发生的四大环境污染事件。 全球8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仅日本就占了一半。 这也是由于其二战后的高经济增长计划,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忽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

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 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 其本质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然而,整个工业文明时代,都没有以“全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也没有考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试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这种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 正如9月29日出版的《心肺之患:多诺拉雾霾事件》中提到的那样,多诺拉小镇相对封闭的山谷地形,不适合发展化钢等重污染产业。 但一味追求经济而忽视了产业与环境的相容性,联邦政府甚至拒绝在污染发生后进行深入调查,这些都体现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的剥夺。 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利用世界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优势对外围地区的人民和生态系统的统治和掠夺。 在他看来,生态帝国主义反映了世界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对外围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剥夺。 他们不仅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来转移污染,还利用现有低效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变得“生态脆弱和依赖”。 在当前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发达国家为了降低成本,将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6月23日出版的《人为灾难: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案》是发达国家追求典型经济理性和资本自由而忽视生物伦理和环境平等的典型案例。

对环境问题认识不够。 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新”事物,人们对此没有系统的认识。 因此,很多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初期,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追查污染原因的过程也很复杂。 此外,随着官、产、学、媒体等多重利益集团的角逐,原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月3日出版的《大气的悲剧:比利时马斯谷烟雾事件》和5月19日出版的《雾之毒: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都强调了这样一个过程。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科学研究的缺乏、相关处理技术的缺乏、应急管理的不完善,都从另一个层面上加剧了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

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影响重大

“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是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 世界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的同时,却要忍受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喝着不干净的水,吃着被污染的农产品……但一切都有两个方面,“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也倒逼着对环境污染的探索性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环境治理经验。

推进环境法治进程。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治理必然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利益群体的博弈。 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环境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来规范各利益群体的行为,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一是完善相关立法。 8月25日发表的《棕地毒害:美国拉夫运河事件》一文认为,该事件的不利影响催生了《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和责任法案》(“超级基金法案”),该法案明确了责任方。 “严格、联合、追溯”的法律责任促进了美国棕地的有效治理。 为了控制“死亡之谷”库巴唐,巴西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法律,其中刑法中设立了“环境破坏罪”。 二是严格执法。 7月7日发表的《污染之痛:库巴唐“死亡之谷”事件》一文提到,在污染治理第一阶段,库巴唐市严格执法,重点治理主要城市“三废”。污染源企业。 “排放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三,相关国际公约的建立。例如日本水俣病事件催生了国际公约《汞水俣公约》,旨在控制和减少汞排放在全球范围内。

它催生了环境保护机构和监管机制。 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机构的设置。 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导致环境保护机构的建立和完善。 一是设立环保机构。 例如,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1971年日本环境省的成立,都产生了环境治理的主管机构。 二是建立高效的跨行政区域协调机制。 8月11日发表的《河流的悲伤:莱茵河污染事件》一文提到,莱茵河污染事件促使莱茵河流域各国共同成立国际保护莱茵河委员会(ICPR)来牵头、组织,管理和协调莱茵河。 该治理为跨行政区域、跨流域的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范例。 三是建立环境保护监管机制。 例如,9月8日发表的《核能的悲剧: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一文谈到切尔诺贝利核安全事故引发的核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 巴西实行环保官员监督制度。 环保部门官员驻扎于大中型企业,对相关环保事务拥有绝对发言权。 这些有力地提高了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

推动环保意识的觉醒和环保运动的兴起。 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人类才开始重新审视工业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例如,1月20日发表的《为什么你应该读自然之书》一文,围绕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以及鲍尔丁提出的循环经济概念、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更多的。 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日本环境污染事件后,草根维权运动甚至极大改变了日本战后的民主模式。 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一场有2000万人参与的环保运动。 这一天后来被命名为“地球日”。 这也促成了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这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倒逼企业提高污染防治技术,承担环境弱势群体救助责任。 环境污染主要是由生产活动造成的。 因此,企业必须承担起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 一方面,创新生产技术,推动污染防治技术进步。 例如,在处理“镉水的“痛”:日本富山骨痛事件”时,通过建立镉浓度标准体系、移植“客土”,探索了全球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方法。 另一方面,向环境脆弱群体提供救济。 例如,《“K仓”惨案:日本米糠油事件》一文中提到,以“风险社会责任分担”理念取代“事业承担者”原则,允许企业每年缴纳一定费用建立救助基金制度,以“预防为主”解决受灾群众救助问题。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现实挑战。 因此,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进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的经验教训,推动形成新格局。现代化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们应该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家工作中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立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我国提出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决不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 施工期间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就开始在国家层面关注环境污染相关问题。 1972年,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在回国后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官厅水库污染事件。 1973年8月5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32字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8年12月31日,党中央批准《环境保护工作报告要点》,明确提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31日起1983年至1984年1月7日,我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还确定了“三同时”环境保护制度。 1989年4月底至5月初,提出“三大环境政策”和“八项管理规定”,建立了我国环境管理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体系。 1988年,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国情,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1992年,我国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会后,中国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并于1994年组织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2年后,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鉴于此,我国启动了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污染治理行动,即“33211”重大污染治理工程。 1995年,明确提出“一个控制、两个标准”的目标。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等六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 1998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部级国家环保总局。

党的十六大提出,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圆路。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主张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十一五”期间,国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大力发展经济社会等政策。循环经济。 围绕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把污染防治作为首要任务,加快结构调整。 2008年国家部委机构调整时,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我们坚决向污染宣战,出台了《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8年3月11日,“生态文明”写入宪法; 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审议通过,设立新的生态环境部。 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确立。 发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我国正在制定和修改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立法力度大、执行标准严、成效空前显着。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了一系列务实有力的举措,展现了中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作出的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球变暖、荒漠化、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等,特别是持续不断的COVID-19疫情,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我们要汲取“全球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的经验教训,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人和谐共处和自然。

坚持生态优先,践行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发展中解决。 首先,要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两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 生态优先理念提醒我们,不能再走人类历史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宝贵财富。 二是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工业化。 一方面,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生态资源经济潜力,推动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同时,严格落实考核机制。 要构建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体系,而不是单纯以GDP为标准。

关注生态民生,促进环境正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福祉。 因此,必须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 首先,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深入实施保卫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攻坚战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不同程度解决重污染天气、垃圾围城等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黑臭水体、化学围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 其次,后扶贫时代,要推动生态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生态富民,这也是区域环境公平的要求。 三要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对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 通过加强企业监管、建立环境基金、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等方式,加大对环境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

完善制度法规,促进多元共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民众。 一是完善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11月10日发表的《雾霾之城:伦敦雾霾事件》一文提出,该事件迫使出台清洁空气法案及配套措施。 目前,我国已形成涉及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制度的环境法规。 在完善立法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环境监管。 比如,2016年以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就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是创新方式,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运用市场化手段,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环境治理主体责任。 三是健全促进公民和环保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体制机制。 10月13日发表的《水源危险:日本琵琶湖水污染事件》一文提到,滋贺县政府已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公众参与琵琶湖综合治理。 通过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拓宽参与渠道,提高公民生态素养和参与能力。

汇聚全球力量,建设地球生命共同体。 生态环境问题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单独进行有效治理。 因此,有必要凝聚全球力量,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第一,寻求广泛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贡献”不同,其“共同”责任实际上也是“不同”的。 其次,要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反对“生态殖民”和“生态倾销”,维护国际环境正义。 第三,防止单边主义,推动全球环境多元化治理。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遵守和执行国际规则,不合则用,不合则弃。 正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主题“生态文明: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顺应了世界绿色发展趋势,表达了人们世界各国共同建设、共享地球生命。 社会的愿望和愿望。

•结尾•

文章发表于2021年11月24日《学习时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