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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变化趋势与中国应对

admin

9 月 19, 2023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能源革命,全球能源市场供需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体系和目标设定发生重大变化。 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全球能源需求急剧下降,加剧了能源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和策略的调整和转变。 尤其是全球油气价格震荡对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已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能源博弈,而是转变为油气生产国争夺出口市场的新能源博弈。 构建合理、有效、平衡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成为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中国应充分发挥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调整再平衡。 在此基础上,应加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更好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_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_能源治理/

全球能源治理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价格波动问题突出,全球能源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 除IEA、OPEC等传统国际能源机构外,ECT(全球能源宪章)、IEF(国际能源论坛)、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国际能源协调机制主动表态。 二十国集团(G20)也成为全球能源对话的重要平台。 但由于能源治理机构的局限性、危机应对机制的缺失以及部分功能的缺失,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油价的下跌,加速了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改革步伐。

全球能源治理问题最初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石油七姐妹”的出现。 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随后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促使全球能源治理向更广更深的层次发展。 1974年,国际能源署(IEA)在以石油消费国为主导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下成立,从而形成了与石油消费国联盟和联盟相对应的治理结构。的生产国。 1991年,国际能源论坛(IEF)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交流渠道。 1990年代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技术转让、加强区域合作等多元化治理目标的推动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能源宪章条约(ECT)、清洁能源部长会议机制(CEM)、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等国际能源治理机构相继成立。

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虽然层次多、范围广,但在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供给、公平竞争、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正逐渐走向无序化。 一是维护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和协调问题的能力减弱。 现行能源治理体系导致全球能源供需矛盾突出,协调机制老化,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产能治理需要。 其次,缺乏公平性。 现有治理结构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 资源分布不平衡、能源生产与消费错位也催生了国际能源治理的公平性。 同样,可持续性不够。 缺乏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政策的国际治理,难以应对全球能源形势的新变化,对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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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治理的当前趋势

在当前世界能源供需格局持续变化和新冠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也发生诸多变化,主要体现在外部格局的变化和内部协调的变化。

一是全球能源治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从全球能源市场发展的长期宏观背景来看,能源技术革命、环保主义等因素改变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假设。 页岩油气革命后,美国逐步实现能源独立,由能源净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 全球油气生产供应格局已形成以美国、俄罗斯、沙特为主导的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博弈关系。 其次,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增长将占据主体,对国际油气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三是全球能源结构体系正在从化石能源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变,消费结构呈现低碳化趋势。

二是全球能源市场可能逐渐进入低油价时代。 2020年以来,全球油气市场供需结构失衡、能源输出国竞争激烈、疫情影响等因素推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 在疫情冲击和出口国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沙特与俄罗斯争夺市场份额,导致减产谈判破裂,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价格战”,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 据国际研究机构预测,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消费已过峰值进入下行区间,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可再生能源竞争激烈,全球低油价时代已经到来。

第三,新冠疫情的影响暴露出全球能源治理机构或组织作用的严重缺位。 可以说,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不仅导致缺乏协调,也加剧了全球能源改革和能源转型市场震荡、国家利益博弈、恶性价格竞争。 IEA和OPEC是共同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稳定的主要对话机制,但其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实质性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在疫情冲击下地位日趋下滑。 面对低油价和需求急剧萎缩,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很难在减产维价方面达成实质性合作。 就天然气领域而言,尚未建立专门的全球天然气治理组织或机构。

第四,COVID-19的爆发加剧了经济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趋势。 主权国家利益难以协调平衡,陷入合作困境。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年欧佩克多数成员国的油气收入将减少50%至85%,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 欧佩克成员国在减产协议上的利益分歧导致欧佩克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减弱。 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暴露了“欧佩克+”机制在协调减产方面的先天脆弱性。

第五,能源市场的金融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 当前,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金融属性凸显。 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石油等能源价格形成的主动权。 在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能源金融化问题逐渐凸显。 期货市场出现后,油气逐渐脱离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进一步加深,进一步凸显了西方发达金融市场的优势。

六是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焦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目前,联合国90%以上的会员国和300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了国际气候谈判。 尽管《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多次谈判未能达成可操作的协议,但这并不妨碍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能源治理最为关注的焦点。 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提高清洁能源在各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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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对策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 COVID-19的爆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可能性和空间。 中国应通过推进自身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市场改革,完善自身组织架构,为全球能源治理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是积极参与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能源治理协调机构。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结构较为分散,缺乏权威。 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全球能源机制迫在眉睫,这需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支持。 积极推动和升级现有全球能源应急机制,应成为全球能源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议在IEA、OPEC等国际组织石油安全保障机制的基础上,拓展应急机制的功能。

二是利用G20平台,推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就能源治理达成共识。 G20涵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具备多层次治理主体间协调应对危机的能力。 借助G20平台,可以推动新兴经济体更多地参与全球能源供需结构,更好地平衡全球能源供需市场。

三是扩大我国原油期货交易规模,积极提升人民币能源定价和结算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原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将有效规避汇率风险,摆脱对美元支付体系的依赖。 国际油价震荡、美元短期走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利契机。 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建立以“中国价格”为基础的区域性石油交易中心,提升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权。

四是构建全球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推广体系。 各国要以节能技术引领和推动新能源研发,优化升级能源结构,加强可再生能源、氢能、核能等重大能源技术研发合作,使为全球能源革命提供科技支撑,推动能源转型。 构建绿色能源治理格局。

五是加强自身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建设,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稳定。 当前境外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疫情形势严峻,经济急剧衰退。 特朗普总统为赢得大选,试图通过在外交、地缘政治、政治等领域对中国强硬,“推卸责任”到中国身上,转移国内矛盾,恶化中美经贸关系,拉拢选民。技术。 .

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但是,越是形势严峻,越要扩大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逆全球化潮流。 要继续扩大内需,避免出现与超大市场吸引力“脱钩”的情况。 同时,中国还应完善国内能源政策,增强国内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以应对国际形势出现的极端情况。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要做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充分准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高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保障能源安全。 首先,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油气生产能力,通过加强勘探开发和油气体制改革,提高我国油气产量。 其次,要扩大油气进口,增加油气储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油气供应中断等极端情况。 三是通过发展煤化工替代石油化工,充分利用我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改善油气过度依赖国外的局面。 此外,我国应积极推动新能源发展,鼓励推广低能耗汽车,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改善我国能源过度依赖国外的局面。

总之,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能源治理,必须立足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动用一切可用资源,提高油气储备和应急能力,利用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变革革命和国际合作。 应对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和能源发展新趋势,更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作者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